2001年，美国一招让我国堆积如山的己内酰胺产品变成废品，中石化的几位资深技术人员正感到绝望之际，没想到，一个人的出现扭转了局面。
1924年，闵恩泽出生在四川成都。那时候谁也没想到，这个娃娃日后会成为撑起中国炼油工业的脊梁。
1942年，他考进重庆国立中央大学，起初念的是土木系。可念到大二，他心里总不踏实。当时的四川是农业大省，地里缺肥，粮食产量上不去，老百姓饿肚子是常有的事。
闵恩泽琢磨着，盖房子修路固然重要，但远水解不了近渴。于是他一咬牙，转了化工系，想着将来能直接为家乡的化肥工业出把力。这一转，就把他和化学工业拴了一辈子。
1946年毕业后，他被分到上海第一印染厂实习。没多久，他得到一个自费公派去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留学的机会。1948年3月，闵恩泽登上赴美的轮船。
那年暑假，他去参观肯塔基州的阿希兰德炼油厂。一进装置区，他就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。又黑又稠的原油，经过流态化催化裂化装置，像变戏法一样成了透亮透亮的汽油。
他站在那儿，心里翻江倒海，既震撼又苦涩，因为当时国内的炼油技术几乎为零，全靠苏联帮忙撑着。他暗暗问自己：中国什么时候才能有这样的工厂？
1951年，闵恩泽拿到博士学位。可朝鲜战争打得正凶，美国卡着不让中国留学生回国，他只好留在芝加哥的纳尔科化学公司做高级工程师。日子过得去，可他一天也没踏实过。直到1955年，他不顾朋友阻拦，绕道香港，硬是躲开美国移民局的百般阻挠，回到了朝思暮想的祖国。
回国后的头几个月有点难熬。当时因为他的留美背景，工作一时没有着落。直到1956年，时任石油工业部部长助理徐今强亲自过问，才把他安排到正在筹建中的北京石油炼制研究所。任务是搞催化剂，可闵恩泽之前根本没碰过这一行。他没二话，一头扎了进去。
那时候，炼油催化剂全靠进口，脖子被卡得死死的。1960年后中苏交恶，苏联逐步断供，到1964年初，干脆彻底停掉了小球硅铝裂化催化剂。这玩意儿是造航空汽油的关键，没了它，飞机就上不了天。库存只够用半年，局势火急。
闵恩泽临危受命，带着一帮年轻人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拼了命。缺搅拌设备，就端着大搪瓷盆手动搅；没精密烘箱，就用普通烘箱反复试。整整三个月，他们几乎吃住在实验室，硬是搞出了铂重整催化剂、磷酸—硅藻土叠合催化剂，还有那个要命的小球硅铝裂化催化剂。
消息传开，之前一直嘲笑中国“用茶壶炼油”的苏联专家惊得说不出话。航空汽油保住了，国防和炼油的燃眉之急也一并解了。闵恩泽的名字，开始在国内外催化剂圈子里响起来。
从那以后，他根本停不下来。从钼镍磷加氢催化剂到一氧化碳助燃剂，再到半合成沸石裂化催化剂，带着团队一茬接一茬地突破，让中国的炼油催化剂不断更新换代。
到了80年代，他已是业内泰斗，却还像小伙子一样扑在新材料研究上，搞新型分子筛、非晶态合金，为中国炼油技术追赶世界先进水平铺好了路。
1993年，中国催化裂化催化剂达到世界顶尖水平，在国际市场上屡次击败老牌对手，成为全球四大裂化催化剂供应商之一。1994年，闵恩泽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，被公认为中国炼油催化应用科学的奠基人。
可谁也没想到，就是这样一位已经功成名就的老人，在2001年又站到了风口浪尖。当时，己内酰胺——一种做尼龙、汽车部件、包装薄膜都离不开的关键化纤原料，中国自己能产的量少得可怜，自给率才35%上下。
90年代，中石化咬着牙花60亿元引进了两套装置，本想着打破进口依赖。哪知道，人家卖给我们的是高耗能、高污染的老旧技术，转脸就把己内酰胺的国际价格砸到地板价以下，摆明了要让中国产品烂在仓库里。那两套装置一年亏损近4个亿，产品堆积如山，中石化上下愁云惨淡。
有人哀叹，有人想认栽停产，可76岁的闵恩泽不干。他站出来说：“与其在别人画的圈里憋死，不如自己另开一条路。”
他果断抛弃原有工艺路线，决定用绿色化学的思路从根上变革。那段时间，他像重新回到年轻时一样，带着团队在实验室和车间之间两头跑，盯着新型钛硅分子筛催化剂和全新清洁工艺反复打磨。
难关一道道被啃下来。他们开发的新工艺不但把生产成本砍下一大截，还几乎不产生废物，废水废气排放量骤减，一举拔掉了老工艺高污染、高成本的病根。
2003年，中石化利用这项自主技术，把原先那两套几乎被判死刑的装置彻底改造，新生产线一开动，产品品质和成本都有了极强的竞争力。
自那以后，中国己内酰胺产业全面翻身，产能急剧扩张，没过几年就成了全球最大的生产国。美国人恐怕没料到，当初想用价格战掐死我们，结果逼出了一个更强的对手。
从一颗小小的催化剂到一套改变格局的清洁工艺，闵恩泽总在国家最较劲的时候挺身而出。他用燃烧自己的一辈子，给中国的能源和化纤工业装上了强劲的心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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